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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,为解读青铜斝提供了关键钥匙。这座商王武丁配偶的墓葬中,出土了三件形制相同的青铜方斝,其中一件通高68.6厘米,重14.45千克,腹内底铭文\"妇好\"清晰可辨。这些方斝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圆斝形成鲜明对比,反映了商代青铜器的地域差异——中原地区流行方斝,而辽宁地区则以圆斝为主。
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的饕餮纹大圆鼎,与这件青铜斝遥相呼应。该鼎高86厘米,是商王畿以外发现的最大铜鼎,其腹部纹饰与斝的饕餮纹如出一辙,印证了商代青铜文化对辽西地区的辐射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些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显示,其原料可能来自辽宁岫岩的铜矿,说明早在商代,辽西地区已纳入中原王朝的资源供应链。
四、礼器背后的文明密码
作为商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,青铜斝的功能远不止饮酒。在殷墟甲骨文中,\"斝\"字常与\"祭\"字连用,表明其主要用于祭祀仪式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载:\"灌用玉瓒大圭,爵用玉盏,加以璧散、璧角\",这里的\"璧散\"即指玉饰的斝,可见其在祭祀中的重要地位。
从科技史角度看,青铜斝的铸造堪称商代文明的集大成者。其采用\"范铸法\",需先制作泥模,再翻制陶范,经高温焙烧后浇筑铜液。仅这件30厘米高的斝,就需使用十余块陶范组合而成,误差不超过毫米级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其合金成分为铜84%、锡11%、铅5%,这种配比既能保证器物硬度,又能增强抗腐蚀性,与《考工记》记载的\"六齐\"法则高度吻合。
这件青铜斝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更是打开商代文明宝库的钥匙。它的饕餮纹饰,让我们看到了先民对鬼神世界的敬畏;它的铭文符号,为解读商代文字提供了实物例证;它的铸造工艺,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卓越创造力。当我们凝视这件跨越三千年的青铜器时,看到的不仅是金属的光泽,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在蒙昧中探索、在创新中前行的永恒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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